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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域困境”、全球问题和“中国方案”:在全球层次上解决问题十分重要

来源:本站 作者: 时间:2018-11-27 23:19:54 点击:

  ),可大可小,但是,不幸的是,公域是充满了问题的。“公域困境”,以前也译为

  哈丁之前,人们就注意到“公域困境”。但是,当时的“公域困境”并那么具有系统性的消极影响。但“公域困境”的提出却是至关重要的科学发现。提出问题后,关键是解决问题。问题的答案至关重要。

  奥斯特罗姆尝试在理论上回答如何解决这种被概括为“公域困境”的问题。她的研究成就表明,“公域困境”不是不可以克服的。正是对“公域困境”等问题的科学贡献,奥斯特罗姆获得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。

  《治理公域》这一提法等于创造了一种公式,以后的人们都用“Governing某事”来说明各种各样的“治理”(governance)。有了这个公式,人们易于理解治理。当然,仍然有人把治理看做是统治(government)的一种方式、功能。实际上,治理是一个与统治、法律等并列的领域,尽管治理与统治、法律等密切相关。“治理气候变化”(governing the climate change)、“治理海洋”(governing the seas)、“治理互联网”(governing the internet)等,并不是“统治”(国际政治)或者“法律”(国际法)能够做到的,所以,才有了“治理”,尤其是在国际或者全球层面上的治理。

  在科学方面,这说明全球治理完全是可能的。当然,在全球层次克服“公域困境”要比在当地(地方)层次克服“公域困境”难多了。

  在政策方面,克服全球的“公域困境”需要各国和他们之间形成的各种组织(国际组织)进行大的协和(不仅是协调)。协和是著名的欧洲“百年和平”(1815-1914)的主要原因(原理)。今天,为了克服全球的“公域困境”,需要更多、更深、更有效的全球协和(global concerts)。

  全球气候是最大的公域。我们目前面对干旱、雾霾等大气问题,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气候公域面对的人造困境。解决这种最大的公域挑战更加需要在全球层次的集体行动及其制度。目前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进程及其达成的阶段性协议(如《巴黎协定》),是正确的方向和行动。

  尽管被边缘化,联合国是当今最大的全球协和——全球范围的公共权力。当然,这一公共权力还不是世界政府(统治)。这一协和不能没有,且需要得到改革,以强化之。如果没有联合国这一全球协和,超越单一国家的全球性的“公域困境”几乎就会失控为巨大的人类危机和文明毁灭之灾难。

  根据奥斯特罗姆等看法,克服“公域困境”的“集体行动”要解决好自身的困境,即“集体行动的问题(困境)”。这就是国际制度内部的治理。目前,几乎所有的解决全球问题的“集体行动”,从联合国到G20,从北约到上海合作组织,这些全球治理依靠的组织或者论坛,都存在“集体行动的困境”。目前,现存的国际制度(国际组织)的改革都遭遇到严重的瓶颈而陷入僵局。人们不知道联合国还能否进一步改革以便适应21世纪的挑战,但人们知道,一个没有改革好的联合国在克服全球的“公域困境”中难以进一步发挥作用。

  集体行动的困境之一是“国际领导”问题。缺乏“领导”,或者“领导权之间的冲突”,都是领导问题。美国目前仍然是霸权,但不愿意领导或者选择性的领导,甚至威胁退出或者已经退出一个个的集体行动。中国目前开始愿意领导了,甚至发起新建了一些全球性的组织(如亚投行),但是,中国却不是也不可能是美国那样的霸权。我多次说过,中国是一个非霸权的领导国家。

  在全球治理中的国际领导就是提供解决全球“公域困境”的方案。当然,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不全是领导国家提供的,但是,领导国家提供的方案必须是真正具有领导意义的,即“引领”世界走出僵局、克服问题、再造秩序。

  中国内外的学者早就提出“中国方案”的必要性。但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说“中国方案”则是不久前的事情。2014年,习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中,代表中国政府,首次谈到中国要为全球问题的解决提供“中国方案”。这是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一个转折点,具有标志性的意义。

  到底什么是“中国方案”?如果真正为了克服“公域困境”,这个问题的答案只在科学讨论中。

  目前,美国特朗普政府为这个世界增加了根本没有必要的新的“公域困境”,例如新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,世界经济自由化程度在倒退,世界经济中的公平性却未见得提高。全球问题因为增加了而恶化。在这个时候,对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案的需求更加迫切了。

  许多讨论已经指出,应对特朗普政府制造的全球问题的最好办法不是以眼还眼、以牙还牙,而是更进一步地开放。中国在全球的关键时刻提供的最重要的全球方案不是别的,正是继续的有效的更大规模的开放。

  中国在过去30多年在解决“公域困境”方面其实有不少经验。如果把过去四十年成功的中国经验视为全球治理的“中国方案”,或者,中国在参加全球治理中发现和使用中国经验,全球问题之解决方案的供给就大大增加了。

  当然,这些有效的可以被概括为“中国经验”的东西,主要是关于在中国的国内层面上解决问题的。但是,任何在国内层面上有效的解决方案在全球层次上也是有意义的。

  中国要考虑一下,到底哪些在国内层次上解决“公域困境”的经验可以用来在全球层次上解决问题?中国到底如何为全球治理供应方案?或者“中国方案”如何转化为全球治理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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